粮食的记忆

我出生在上世纪的1960年，这一年到1962年，被称“三年困难时期”。困难的最具体表现是，吃不饱饭，你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造成这局面的原因是举国冒进，急着赶超英美，要跑步进共产主义，甚至农民不忙种地忙大炼钢铁，又逢三年自然灾害，逢前苏联逼债，这头饿死也要迎风站：还债！听母亲说，我能活下来不容易。幼时的记忆我是空白的，而对饥饿的记忆自我家搬到王家堡子变得清晰。

那时王家堡子又叫王家大队，我家归属四小队。东边是赵家堡子，东南是郑家堡子，北边是蔡家堡子，这堡子那堡子的，残留着对旧时匪患的记忆。大户人家高筑围墙，养看家护院的人手，掌枪的称炮手。一个村子甚至就是一个堡垒，就叫了这个堡子那个堡子的。这记忆，也说明着往昔存活于庄稼地中间的农民不易。就是地主老财也不易。

现在早上撞见个谁，都这样招呼：“早！”“上班去啊！”或别的之类。那时都说：“吃了吗？”“吃了吃了。”对方连应带点头，而后双方各奔前程。吃没吃上饭，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最要紧的一件事，故一打照面如此问询。多少人对于美味佳肴的想象止于猪肉炖粉条。谈到皇上能吃啥，有的就说了：“那得天天猪肉炖粉条子！”就这想象力了。

难中乡亲们相互周济，谁家断顿了，就去左邻右舍借上几斤苞米面或高粱米。谁家杀猪了，都会给左邻右舍送去一碗酸菜炖肉。各家养的猫是宠物更是粮食的卫士，养它们捉老鼠，所以没人杀猫吃它们的肉。但是前街的二大娘家把一只猫杀了吃它的肉，馋荤腥馋急了。近十口的人家，却也端了一碗酸菜炖猫肉送我家。

饿急了，父亲和几个村民在午夜带着镰刀行动，割回一捆捆的高粱。母亲把高粱穗在洗衣板上搓，大洗衣盆在下面接高粱米粒。参加那次行动的有父亲的那位战友，他后来检举过我的父亲“黑包工”，到致父亲被送批斗被送学习班，父亲也没招供这次偷盗事。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唯一的偷盗事。倘若被“刘文学”撞见，父亲就惨了，我家就惨了。说到刘文学，是一个沉重的话题。我们已经有许久不提他，但他是永远的曾经，提不提，他都在过。父亲的“黑包工”事无非是给别的大队做点技术活，完活能扛回半袋粮食。

苞米面糊涂

念小学的我和二弟中午回家吃饭，一进家门，外屋地饭桌放着，桌上放着盛晚里的苞米面糊涂，中央有清水样的东西，盐水，顶菜的。家静悄悄的，好像没人。我和二弟无奈地坐下，端起了碗。左一顿右一顿苞米面糊涂，还就着盐水喝，没菜，喝得那胃呀往外冒酸水。我端起碗，准备硬头皮喝，可胃呼应地使劲往外冒酸水，我猛地把碗摔地，糊涂喷溅一地，碗倒是没打碎。屋里静静的，我猛然发现母亲在里屋，她坐炕沿，头伏八仙桌，她肯定知道外屋发生了什么，但是她就头伏八仙桌，没有任何反应。那情形我再不懂事也感觉几分吃惊。我和二弟对望一眼，起身回学校。正是夏季，艳阳当空，浑身乏力，如同踩着棉花走。走到生产队茄子地头，我和二弟交换下眼神，就一猫腰钻进的茄子地，匍匐前进，钻深处，仰躺，摘茄子吃。茄子的汁液涩而甜。正吃得欢，我忽然发现了一双大人的脚，我和二弟被一位男知青擒获。男知青让我和二弟回学校向老师检讨。当天没检讨，可心里头老琢磨那知青能不能跟老师说。那是一周有节斗私批修课，或自我检讨，或检举批评别人。上课伊始全体齐声：“首先让我们背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：要斗私批修。”我鼓足勇气，举手发言，坦白了偷生产队茄子的事，心里头卸下了一块石头。

虽然日子艰难些，多少堡子里没听说有饿死人的事。而且乡亲们相互帮衬的记忆令我生永远的乡情。有个四川的女人逃荒到了我那堡子，做了一刘姓汉子的女人。后来到了不再挨饿的年代，女人说起先前的家，先前的爷们，她的孩子。刘姓汉子让她走了，回先前的家。

到了1974年前后，就不再有挨饿的记忆。